悼念 Roy Bhaskar（1944-2014）【万毓泽翻译】

万毓泽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 2019-09-03

悼念 Roy Bhaskar（1944-2014）

作者：David Graeber（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教授）

譯者：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萬毓澤副教授（https://nsysu.academia.edu/PoeWan）

原文出處：《衛報》（TheGuardian），2014年12月4日（）

译文转载出处：萬毓澤老師的facebook。（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otes/poe-yu-ze-wan/%E6%82%BC%E5%BF%B5-roy-bhaskar1944-2014/10152963153961070）

注：Ram Roy Bhaskar (15 May 1944 – 19 November 2014)

Roy Bhaskar因心臟衰竭過世，享年七十歲。他是在1960年代末期成為牛津大學的經濟學講師之後，才轉向哲學的。他覺得經濟學對真實世界的全球財富、全球貧窮等議題幾乎完全沒有用，於是著手進行哲學研究，而他的研究後來成為「批判實在論」（critical realism）這個哲學學派的基礎。

牛津的「哲學、政治學及經濟學」（PPE）課程為有志成為政治人物和和公務人員的學生提供了訓練，儘管這些人比較可能控制社會問題，甚至使其惡化，而不是去解決這些問題。Bhaskar希望提供工具，從更深度的、結構性的角度來理解社會問題，這樣才有可能根治之。

不久之後，他就得出結論，認為問題有更深的根源：西方科學和社會理論本身都建立在一系列的知識錯誤之上，而這些錯誤造成了虛假的對立，比如說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對立、科學分析和道德批評的對立。這些錯誤當中，最重要的是「認識謬誤」（epistemicfallacy），其根源是針對「我們如何能認識事物」的傳統研究，或所謂認識論（epistemology）。幾乎無一例外，哲學家都把「世界存在嗎？」和「我們能證明世界存在嗎？」當成同一個問題。但完全有可能存在這樣的狀況：世界存在，但我們無法證明世界存在，更不用說獲得關於世界一切事物的絕對知識。

Bhaskar認為，這樣一來，左翼陷入分裂的兩大陣營（一方是實證主義者，他們假定，既然世界存在，我們遲早能夠精確地認識這個世界，並對其提出預測；另一方則是後現代主義者，他們認為，既然我們無法獲得這種知識，則根本連「現實」都沒有資格討論）只是在重複同一種基本錯誤，只是版本不同罷了。事實上，我們永遠無法透過自己提出的描述，來窮盡真實的事物所具有的屬性。我們能夠鉅細靡遺地認識的，只有自己創造的東西。

Bhaskar的研究取徑採用了某種版本的康德式超驗論證，提出這樣的問題：「必須有什麼條件，我們所認識的事物才可能是真實的？」。對科學來說，他認為必須同時問兩個問題：首先，為什麼科學實驗是可能的；其次，為什麼必須要有科學實驗，我們才能針對科學家所謂的自然律則（natural law）獲得可驗證的知識。為什麼有可能設計出一個情境，讓你可以精確預測可能發生的事情（比如說，在控制的環境下，當水加熱到某個溫度時會發生什麼事）；而我們為什麼又永遠不可能在自然環境中提出類似的預測——無論我們取得了多少科學知識，都還是無法可靠地預測天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創造出一個環境，讓自己可以精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？

他的結論是：這個世界一定是由獨立存在的結構和機制組成的，這些結構和機制完全是真實的存在，但如他所言，這些結構和機制也是「層級化」（stratified）的。實在是由不同的「突現層次」（emergent levels）所構成：化學從物理學突現而來，因為化學規律包含物理規律，但不可化約為物理規律；生物學由化學突現而來，依此類推。在每一個層次上都有多出來的東西，都會躍升至一個新的複雜性層次，甚至，用Bhaskar的話來說，會躍升至新的自由層次。他說，樹木比石頭自由，正如人類比樹木更不受限制。科學實驗所做的，就是在每一個突現層次上將一切去掉，只留下單一機制。要十分費力才能做到這點。但在真實世界的情境中（如天氣），總是有不同突現層次的各種不同機制同時發揮作用，而且這些機制互動的方式本質上是無法預測的。

他據此完成的《實在論的科學理論》（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，1975）和《自然主義的可能性》（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，1979），使他成為科學哲學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。

他後來將這個研究取徑用來批判布萊爾（Tony Blair）的「新現實主義」（new realism）。雖然人們對其大加吹捧，說是為了因應政治現實而做的調整（而且來得太慢了），但Bhaskar認為它忽略了各種潛在的結構和生成機制（例如財產權和勞動剝削），而這些結構與機制會產生可觀察的現象與事件（例如低薪、難以忍受的勞動條件）。換言之，新工黨是以一種最膚淺的現實主義為基礎。1980年代後期，他在與班恩（Tony Benn）、密利班（Ralph Miliband）有關的切斯特菲爾德（Chesterfield）社會主義會議的哲學工作小組中，指出了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種政治意涵。他的看法最後出版為《奪回現實》（Reclaiming Reality，2011）。

Bhaskar是政治上的革命派。他的研究一以貫之的目標就是證明，若要追求哲學知識，必然意味著社會的轉型；爭取自由和追求知識最終而言是同一回事。

他面對這個世界的方式是天真、打趣、不切實際的，而且總是在演變與學習。他不斷宣稱自己有新的突破。1990年代，他宣稱黑格爾式的辯證法（肯定、矛盾與兩者的消解）只不過是某種普遍原則的古怪而特殊的版本罷了，而這種普遍原形成了一切人類思想與學習的基礎。這開啟了他的哲學的第二階段，以書名極具野心的《柏拉圖等人：哲學諸問題及其解決》（PlatoEtc: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and Their Resolution，1994）一書集其大成。啟發這本書的，是懷海德（AlfredNorth Whitehead）著名的主張，即「一切哲學都只是柏拉圖的註腳」。

Bhaskar後來意識到懷海德討論的只是西方哲學；但如果要全面理解人類的思想，就必須深入處理東方哲學。這意謂必須嚴肅看待靈性（spiritual）的觀念——左派已經棄守了這個領域的人類經驗，成為基本教義右派的專利。他在一部份著作中，特別是《後設現實的哲學：創造性、愛與自由》（The Philosophy of MetaReality: Creativity, Love and Freedom，2012）這本書，主張應該將靈性經驗視為日常生活的常態；每一次成功的溝通實際上都是靈性的非二元性（nonduality）原則的例證，也就是說，溝通時的雙方暫時合而為一。

Bhaskar的這些轉變，在批判實在論者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，但他始終開朗而大度，並積極參與批判實在論中心（Centre for Critical Realism）及批判實在論國際中心（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ritical Realism），不斷提出各種計畫、視野和想法。

Bhaskar生於倫敦西邊的特丁頓（Teddington），父親Raju Nath Bhaskar是印度籍一般科醫生；母親Kumla（娘家姓Marjorie Skill）則是英國籍工廠經理。Bhaskar在倫敦聖保羅學校（St Paul’s School）接受教育，1966年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（Balliol College）取得PPE學位。當時另一位批評PPE課程的學運份子是Hilary Wainwright：他們1971年完婚，一直到Bhaskar去世為止，他們都是知識與政治上的合作夥伴。

Bhaskar整個學術生涯都在抵抗傳統的學院哲學。他先是在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（Pembroke College）擔任經濟學講師，之後則在各地教哲學，包括牛津大學李納克爾學院（Linacre College）、愛丁堡大學、位於烏普薩拉（Uppsala）的瑞典高等社科院（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）、諾威的特羅姆瑟大學（University of Tromsø）。

2008年因夏柯氏關節病失去一隻腳後，他開始使用輪椅，並只能以世界學者（world scholar）的身份在倫敦的教育研究院（Institute of Education）領取部分薪資維生。不過他的活力和創造力仍然旺盛，而且總是無比親切而幽默。

在一旁照顧他的Rebecca Long是他近來的伴侶。Bhaskar過世後，留下Rebecca Long、Hilary Wainwright和他的兄弟Krish Bhaskar。

（說明：本譯文僅供教學使用。[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「社會科學翻譯研究」課程]）

感谢万老师提供转载授权。

（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70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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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告

【第69-71期】吕炳强、万毓泽和刘忠魏翻译【巴斯卡与批判实在论】三篇（预告）

第71期 《什么是批判实在论？为什么你要在乎它？》

——吕炳强译

——译自Gorski, Philip. 2013. “What is Critical Realism? And Why Should You Care?”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2: 658-70.

第69期 【9名学者联名】什么是批判实在论(Critical Realism）【刘忠魏译】？